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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中华民族内在关系与结构的生动写照。其以悠长的历史纵深和深厚的文明积淀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化表达，具有多元一体性、传承超越性、团结内聚性和时代话语性等基本特质。推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应遵循“认知共识—情感共鸣—行为共振”的作用机理，通过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壅中华民族共有身份认同，增进实现中国梦的集体使命感；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夯实联结大家庭的情感纽带；创新大家庭的传播渠道与呈现形式，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枢纽型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结构中最关键的表征载体，不仅承载着该话语体系的叙事与表达功能，而且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实践的价值奥秘。对枢纽型概念建构的阐释与表达，是认识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脉络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梳理枢纽型概念的建构历程，揭示其历经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等阶段锤炼，逐渐成为枢纽型概念的运行轨迹；借鉴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剖析出枢纽型概念建构的动力源泉是外在动力、内在动力、直接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力量发挥着根本性作用。透过枢纽型概念建构的历史考辨分析，不仅有助于廓清概念认知迷雾、凝聚思想共识，更能为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提供概念范畴与基础知识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基于认同理论、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等分析认为，基层治理是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群众自治制度的最主要、最直接场域，推动各民族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有助于建构各族群众的公民身份、提升各族群众利益感知、增进政府和群众的互信、推进各民族文化相融，进而对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意义重大。坚持“三大”总体要求，完善“四重”机制与制度，是新时代推动各族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坚定对“五个认同”的高度认同的现实选择和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紧紧围绕民族团结这一核心概念和价值目标，形成了包括“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六个相互”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系列思想概念，宣传教育实践与法律保障在内的话语体系。百年未有之变局之际，这一话语体系及实践面临着全球政治变迁带来的认同挑战、境外渗透带来的团结挑战、数字媒介平台带来的认同建构挑战，以及民族团结话语实践本身面临着与时俱进的问题。因此，需要拓新民族团结话语体系，完善其建构逻辑与实践形式，并在现实中实现民族团结话语体系的时代转换与实践发展。
百年来，“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友爱合作互助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五个关键词，映射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艰难复杂历程。其中，“中华民族”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同步觉醒的标志，是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救亡图存”催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启发了关于中华多民族发展历史中“一”与“多”关系的思考，折射出正确的中华民族观确立过程的艰难。“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大家庭”,与宗族主义的“家庭”有本质不同，标志着新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开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清晰地描述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历史资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终结了持续百年来种种中华民族观的讨论，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各级各类主流媒体的重要使命。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形”“有感”“有效”的重要论述，立足多元媒介生态与数智化时代背景，系统探讨主流媒体要从“有形传播”“有感传播”“有效传播”三个关键维度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三个维度相辅相成、协同发力，既强化了主流媒体在主流舆论场的影响力与引导力，也为主流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操作、可推广的系统化实践路径。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作为研究逻辑起点，以聚焦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为基本宏旨，以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根本方向为现实指向，构建“一领三主一创”示范区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并对评价指标进行释义。
承认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理论，最早由黑格尔提出，并经霍耐特等学者发展为以身份认同与社会正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在西方语境中，该理论通过探讨个体及群体在社会中的承认关系，揭示了承认作为实现社会正义、消除歧视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随着全球化与本土化进程的加深，承认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应性和转化问题逐渐引起关注。通过梳理承认理论的起源与演进，分析其在中国的本土化路径，并提出了“共同体”承认这一新视角，强调通过文化、历史与民族间的多元承认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在理论层面，承认理论的中国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在实践层面，承认理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新时代的民族政策与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持和实践参考。
空间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中，与人的存在方式息息相关。基于空间生产与空间政治学的视角来看，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也与空间维度相关，即记忆空间、生存空间和人类空间决定了边疆地区发展的时代必然。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生产权力不断压缩边疆地区发展空间，同时边疆地区本身与内地存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距，治理现代化能力待提升等构成了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挑战。未来要实现边疆空间正义，就必须持续推进空间精神生产、经济生产、安全生产和政治生产，以满足边疆人民对美好空间的需求，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边疆地区坚不可摧的基石。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塑造公民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实践。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和自强的蜕变，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国通用语言文字发展变迁经历了居庙堂之上的言文分离、社会低组织化下的言文合一语言变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演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实践，积极形塑、黏合了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基于公共服务范畴的推普实践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作用机理遵循“感知—认知—认同—自信”的圈层性和递进性接洽逻辑，最终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在“两个大局”交织的新时代，应聚焦于权利保障、认知塑造、认同强化、自信提升四个维度，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边疆稳固、促进民族团结坚不可摧的思想防线。
斗牛是黔东南地区苗族的一项传统习俗，通常在鼓藏节期间举行。此习俗的形成，据认为与苗族的祖先崇拜有关。参与决斗的雄性水牛被视为生命与力量的象征，获胜意味着无尽荣光和好运，而落败者则往往难逃被宰杀祭祖、分食的宿命。对于当地人而言，斗牛场既是公牛一决生死的炼狱，也是他们展示自我、追逐生命力量的乐园。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这种周期性的节日狂欢，则是“地无三尺平”的山地社会整合其社会关系的重要平台。现当代以来，尽管黔东南苗族的斗牛习俗融入了诸多现代性因素，但其传承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仍然较为厚实。在地理条件复杂、文化多样性特点显著、经济发展状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借助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力量，推动城乡社会的交流与融合。
有效解决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是新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选取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典型案例，从经济人类学视角透视旅游利益分配实践，认为文化旅游资源集体产权是社区民众分享旅游利益的有效途径，其具有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排他性、自由性和有限性、可交易性与可转让性等特征，是经营者、社区民众、政府等主体共同选择的结果。对经营者而言，有效转化文化资本一方面需要得到社区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减少交易与监督成本；对社区民众而言，除了受传统文化惯性力量的支配作用外，既能规避风险与获得持续的经济收入，又能以集体的形式增强谈判力量；对政府而言，以集体产权作为利益协调机制在尊重市场主体和资源主体双向选择的同时也实现了公共利益最大化。但该模式在确定最佳分配比例、凸显文化要素贡献、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等方面有待完善。以期在丰富和完善集体产权理论体系的同时促进传统村落旅游共同体建设。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越双方的共同目标和战略选择。讲好新时代“家”故事为深化中越友好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越共十三大提出建设“越南价值体系”的新任务，强调把建设国家价值、文化价值和公民价值规范要与新时期家庭价值观紧密结合，不仅彰显家国关系在新时代价值体系建设中的意义，也提供了以家为进路提升国家认同的实践案例。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本研究通过探究越南家庭价值观如何赋能国家价值体系建设发现，越南家庭在发挥经济、教育、文化和政治等基本职能的同时，有助于增强群体共同身份表征、增强相似性，促进跨群体接触与合作，淡化群体间差异性。家庭价值观的普及强化了国家价值体系践行的主体、目标和方式，使家国关系建立于共同的认知，维系于共同的情感，凝聚于共同的发展目标，付诸于组织化实践中，从而形成从认同“小家”到认同“大家”,蕴含儒家伦理文化特质的民族国家认同路径。
近二十年来，我国中越陆地边境地区人口虽总体上保持增长，但在2010年至2020年间总人口规模开始缩减，人口负增长县份数量激增，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差距增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外生性人口流出强化内生性人口负增长的因素，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催化了外生性人口流出。因此，要建立健全中越边境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监测和研判机制，采取产业兴边、移民固边、教育强边等措施振兴抵边村寨以充实边境人口，以边境群众需求为导向激发其守边护边的内生动力，以中越边境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人口安全和领土安全。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推动民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青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研究青海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民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其成因，并探索相应的实践路径。这将有利于推动青海民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末民初，在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和国民意识觉醒的重要性，主张救亡图存先需施行教育、开启民智，近代教育成为国民意识培育的重要途径。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东北边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包括《划一垦民教育办法》在内的旨在统合国民化教育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其学制、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选用日趋走向理性和务实，体现了均质化的“国民统合”之色彩。尤其是“国语”教育成为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希冀通过国文、国语的推行，灌输国族意识，重新构建以“中华民族”作为统一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系。受制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未能充分地在边疆民族地区有力、持续、均质地推展，其在形塑边疆民众国家观念方面的影响也有限，不过这些缺憾并不能否定边疆地区近代教育形塑国民的整体方向和地方政府将开启民智与国民之塑造合二为一的努力。
寨堡的广泛建置是宋王朝国家权力强势嵌入西南民族地区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西南诸族与中央政权进行互动交流的关键门户。“深在蛮界”的寨堡网络通过“羁縻—威慑”双重手段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出了相对稳定的空间场域。寨堡的置设有效推动了西南边疆与王朝腹地之间的人员流动、经济互补和文化交融，同时西南诸族通过归明纳土、缴纳赋税及实行汉法等途径强化了对宋王朝的深层次认同。有宋一代，寨堡制度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渐趋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进程，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时期发展演进的区域性实践。
以文化创新带动相关产业的深度转型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在传统的行政保护机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作为一种承载着精神利益的文化资源受到保护。依据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性的生产要素，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民族优势。为充分发挥市场、产权、创新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重点依靠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实现知识产权创新成果转化的发展路径，包括非遗技艺的“商业秘密+专利权”路径，非遗文学、艺术的二次创作路径，民间习俗+非遗载体的地理标志产品路径。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各民族共同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各民族共同现代化建设既要将全国各族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使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也要使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上着力推进。各民族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以五大特征为思想引领，协调民族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推进各民族政治过程的人民民主、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融入生态文明现代化进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式，实现中国式各民族共同现代化。
推动各民族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增强各民族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之义。本文基于共同体视阈，全面审视民族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与进路问题。在现实进程方面，各民族呈现人口素质显著提升与发展不均衡并存、人口总量充裕与分民族人口数量分化并存、人口年龄结构高龄型与成年型并存、人口分布区域集中与流动扩散并存四个特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趋同性与结果差异性，决定了未来民族人口高质量发展之路应该坚持以人口素质提升夯实民族人口质量共同体、以人口适度增长夯实民族人口多元共同体、以人口结构优化夯实民族人口均衡共同体、以人口分布合理夯实民族人口空间共同体的实践导向。从而在不断强化各民族人口发展趋向与结果的共同性过程中，为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现实支撑。
<正>四月的岭南,山歌萦绕,繁花似锦。时值春深时节,《广西民族研究》2025年第2期如期与读者相见了,这是一场编者与作者共同奔赴的思想之约,既凝结了作者精益求精的研究心血,也承载着编者挑灯勘校的职业坚守。家,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尤其在中国,家更是兼具着家庭的深厚情感和国家的特殊情怀,所谓的“天下一家”“四海一家”“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其中的“家国同构”思想一直是政界和学界热议的话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概念之后,学界也开始从历史、政治、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结构等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和研究,以此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深层动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本期刊发张利国、蔡叶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在意涵、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向》一文,其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概念界定及典型特质,对当前及今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研究均有可参考、可借鉴的学术意义。
<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古今之变、察时代之势,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实现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首先,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其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再次,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最后,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提出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和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任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