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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经历长期的不断积累、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首先是壮族的民族认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随着壮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特别是西南边疆遭到外来入侵,壮族的国家认同日愈增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发展政策,促进了壮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壮族的国家认同有了质的提升,维护了祖国南部边疆的社会稳定。
壮汉民族聚居的祖国南部边疆,族群构成复杂,经历了数千年的族群冲突与交融过程。当今壮汉民族和谐相处,是用血与火的代价换取而来的。南部边疆民族经历的族群融汇历程植根于壮汉民族文化的沃土,具有独特的历史时空背景,对理解和构建不同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提供一些启示。
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政策,造成广西的民族隔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经过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广西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是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和谐环境,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关系到教育公平和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要获得真正的发展,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与保障。
壮族在线是一个向广西各族人民乃至全国各兄弟民族普及、推广壮学知识,展示壮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以及进行族际文化交流、学术探讨的网络平台。本文拟就如何利用新的平台,新的科技,新的方法,更好地展示和弘扬壮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广西以及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团结互信、互利,维护和构建党中央提出的"多元一体"中华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
要探究中国民族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关键还是要从长期以来民族研究应该是"政治化"亦或"文化化"的争辩中去探究,这其中就涉及到"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失语症"、中国话语权等诸多问题。实际上,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客观实体,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进行民族研究,孤立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脱离中国的语境,从而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自治机关要素的关键问题,是自治机关的人员组成原则。干部民族化是自治机关民族化的核心和关键,是政治民主和社会公平价值的体现。新时期新阶段,对干部民族化现实运作的近距离观察,是为了分析现行制度不良运作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以便做出更好更符合理性的制度设计,以期为干部民族化的有效运作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廓清二者的区别,加强对民族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
思维创新是搞好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目前高校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用新的思维开辟民族团结教育的新天地,这就要实现民族团结教育的思维对象、方向、模式、手段和趋势等的创新。
回顾中国近代民族政策的演変,在得失中针对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展开了一些思考,并对当下及将来的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发轫于20世纪末的网络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领域风起云涌,喧嚣一时。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多种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实质,网络民族主义应是新时期国际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与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密切相关。民族精神是支撑网络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核;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导向,防止网络舆论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深渊是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民族社区通常被视为一种宗教场域,国家通过直接参与宗教活动或展现象征符号的形式来表达自身的在场,体现国家在宗教活动的属性、内容、仪式和关系等方面的存在。本文以贵州青岩为个案,阐释国家在场对民族社区宗教活动具有的重要影响,即国家通过自我规定和制度安排,以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方式来实现民族社区宗教活动正功能的生成与建构,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有序、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
设若旅游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解读旅游现象的学科,那么其早期的研究则有单薄零散之弊,不足以对学科总体的研究取向形成支撑。因此,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需要重新考量,逻辑框架亟待重新建构,以藉此回归到人类学固有的研究传统与范畴中去,从而达到认知旅游现象及其本质的目的。另一方面,中西旅游发展道路迥异,旅游研究亦不同途,相应导致了中国旅游人类学有别于西方的研究使命与职责。因此,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势在必行,由此可更接近国内旅游现象的本质,更兼具指导国内旅游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鉴于上述,本文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旅游人类学急需系统的建构,而作为"舶来品"的旅游人类学则必须经历"本土化"的调适过程,方能立足于中国旅游学界,承担相应的研究职责并发挥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国一批著名民族学家先后前往四川南部叙永苗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从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对同一社区内同一民族支系的研究持续达七十多年的情形实不多见。本文对老一辈民族学家对川南叙永苗族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及其价值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借鉴。
滇黔桂交界地区的各民族民间流行"打老庚"习俗。这是一种虚拟血缘的结拜方式,不是兄弟如同兄弟。不同民族之间借此方式交往和互助。打老庚式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形成,主要基于:地广人稀是前提;一层层融合是表现;入赘婚是途径,优势互补是必然,民族和谐是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变迁,传统的打老庚习俗也在发生变化。
本文意从微观视角入手,通过更为深入的访谈,希冀从师公本身寻求更多的文化信息,进而联系地域社会中师公文化的纵横向度,对壮族民间师公教进行实践性的思考。不仅将对师公个体进行调查所得的信息置于壮族师公文化整体中加以考量,还希图勾连壮族村落社会中的民间宗教文化系统。以此为基础,尝试提出一些研究实践中的方法论取向问题。
壮族传统的通婚圈具有封闭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近婚、族内婚以及婚姻缔结依靠亲友网络促成等几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壮族的社会流动加快,通婚圈出现了转型性变迁,通婚的空间距离扩大,族际联姻增多,婚姻信息的获取突破了传统的渠道。影响壮族通婚圈变迁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户籍管理的松动、社会交往范围扩展和婚姻对妇女影响的改变。
天琴是广西南部壮族民间独具特色的传统乐器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民间神坛走向现代艺术殿堂的演变过程,如今已发展成为壮族一项绚丽的文化艺术品牌,唱响神州大地。壮族天琴文化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本文从物质性、行为性和观念性三个层面,系统阐释壮族天琴文化的定义及其哲学、宗教、民俗、审美等内涵,旨在丰富、拓展和深化天琴文化的研究。
壮族重要的历史人物侬智高,在壮族民众的祖先记忆中占有非同一般的位置。云南省马关县马洒村的田姓家族与王姓家族以祖传实物和历史记忆的方式向人们呈现了他们的祖先与侬智高之间的族源关系,这是当地壮族人民英雄史观的体现。同时,这一英雄史观又影响到人们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在此,历史记忆与英雄祖先崇拜互为主体的关系得以彰显。
口头叙事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布洛陀》因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个性和民间原生特质而成为民间叙事的范本,对它的研究,对于民族民间叙事文本的转译、民族文化认同以及民间口头文化遗存的挖掘、保护与研究,均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本文认为壮族人民行文说话有复式思维的特点,比较分析汉壮民族的复式思维句式与英语民族的直线思维句式之差异,认为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的文体结构最大特点是骗偶重述句式,并举例说明壮族文化典籍中骈偶重述句式的三种英译方法。
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是交往互动的必然结果。一个族群认同另一个族群的文化,既有族群内部的因素,也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推动。潇贺古道区域的瑶族认同汉文化,既有政府政策、学校教育、信仰引导的推动,又有瑶族自身生存、发展、追求民族平等等内在因素的主动追寻,是内外力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互动、共同建构的结果。
本文从现有的金秀石牌文及石牌话分析入手,归纳出石牌习惯法之违法规制的主要内容,分析其成因及局限性和进步性,解析其与当代国家法的冲突,并提出了相应的看法和建议。以期更好地辅助国家法构建和谐稳定社区。
本文以龙脊壮族聚居区为个案研讨壮族乡约制度的起源及其民族特色。壮族乡约制度既是壮汉民族法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壮族民族习惯法发展的产物。与汉族地区相比,龙脊壮族乡约制度在本质、组织形式以及具体内容上都具有浓重的壮民族特色。
本文论述了宋代时期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横山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和发展,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意义。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
和西方世界的伊甸园一样,《山海经》、《淮南子.坠形训》等记载的建木分布的"都广之野"既是人类最美好的记忆和向往的一处地上乐园,也是远古先民崇拜的神圣宇宙空间——天地之中所在地。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和田野调查结果表明,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是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以大明山为原型神化而成的天地的中心、神话的乐园。其具体位置就坐落在以大明山为中心的北回归线经过的广西中部平原地区,神树建木所处的位置就在大明山的天坪。这一观点已为考古出土实物所证实,并与壮族民间传说相吻合。
徐松石民族学论著中用来论证民族学问题的语言学方法总体而言有两个:日常词汇的列举和地名考证法。本文从总体上讨论这两种方法的得与失。基本的结论是:徐著列举日常词汇来论证民族交往中的壮族源由说,此方法以偏概全;判断早期壮语地名的两条标准很难具有唯一性。但是,徐先生开创了语言学与民族学互证的良好文风,他实地调查语言材料的精神要大力发扬。
省际边界民族地区作为省际边界地区的特例,经济的欠发达性和区域的边缘性特征十分的突出,而通过省际边界民族地区整合发展实现区域合作共赢,是改善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性和边缘性的良好途径。本文选取滇黔桂省际边界民族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从产业间关联互补性、历史文化一脉相承和自然资源相依相连的视角分析滇黔桂省际边界民族地区整合发展基础条件,然后在分析滇黔桂省际边界民族地区整合发展动力的基础之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滇黔桂省际边界民族地区整合发展的对策措施。
炫耀性消费并不是富有阶级的特权,而是社会各阶级(阶层)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农民工也不例外。农民工返乡后表现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具有时代特点,在描述农民工炫耀性消费行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这种行为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心理因素。
综观粤商研究的成果,有基于历史学视角对粤商群体及其区域影响力的研究;有基于文化学视角对粤商文化特色及商业精神的研究;有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对粤商的模式、多元化与专业化、新粤商和粤商企业的研究。梳理和评点已有的粤商研究成果,剖析和审视当代粤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促进和指导粤商企业和粤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分析我国事实上存在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利益补偿制度和现有的补偿理论基础上,比照生物资源补偿机制构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利益补偿制度是比较可行的。但在具体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益补偿方式的选择上则要考虑传统社区的实际,因地制宜地选取合适的方式,传统文化的集体管理是比较适合西部传统社区的一种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利益补偿的运作方式。
天琴是壮族布傣族群的民间弹拨乐器,是该族群富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形态。天琴艺术是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乡土社会中传承,近年来又在都市社会中传播并进入学校课堂。对天琴艺术的传承方式和传播现状进行深入探讨,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事业的发展。
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贵州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村寨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郎德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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